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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帘空调:一带一路开启全球化4.0时代 黑龙江建设向北开放重要窗
一带一路开启全球化4.0时代 黑龙江建设向北开放重要窗口 ■应当说中国通过30年在美式全球化环境下的血汗打拼,终于换来了一个一线大国的坯子,但这仅仅是序曲。在努力进行内部调整的同时,在对外方面中国也需要积极地进行地缘布局来推动新兴经济一体化和寻找全球发展的新动力。在这个背景下,“一带一路”应运而生。
■从近代历史来看,全球化已经经历了三波浪潮,分别是全球化1.0即大航海时代,全球化2.0即英国和英镑时代,全球化3.0美国和美元时代。在升级了的全球化4.0版本中,中国必然会有全新的对外利益交换格局和策略。以贸易加深跨国经济联系,以投资输出产能和资本,并在这两个过程嫁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最终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会伴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而提升。
■必须注意到,中国反复强调的是“一带一路”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正是在吸取旧秩序的经验和教训——全球化4.0不是要塑造一个平行的霸权结构。正好相反,它只是想改进全球化3.0中因为个别国家一股独大、“有钱任性”导致的全球治理结构难以优化和进化的缺陷。这也是“先边缘再中心,先增量再存量”的中国自身改革的经验和灵感的发挥。全球化4.0正在理念上全面超越旧有的全球化3.0版本,但这也仅仅只是开始。全球化4.0正在来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016年3月26日,博鳌亚洲论坛开幕。28日,中国领导人发表主旨演讲,倡议“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随即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可见本次会议的重点就是“一带一路”,而随之而来的“龙的礼物”将成为这次盛会最大的红包。
这仅仅是开始,今年堪称中国全球化新布局的高峰年,预计主要外交活动将围绕着“一带一路”渐次展开。4月,印尼将举行为期一周的亚非会议(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中国领导人将出席。5月,中国作为2014年至2016年的主席国,将主持在北京举行的第五届亚信峰会。7月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将在俄罗斯举行,按惯例中国领导人将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12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23次峰会将在菲律宾举行,主题为“建设包容性经济体,建设更美好的世界”。这些都将成为中国展示和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T 台和窗口。
全球化3.0的停滞和致命缺陷
为什么中国要推出“一带一路”总体规划,而亚欧大陆又迫切需要“一带一路”呢?这是因为旧有的全球化模式出现了重大问题。尽管上一轮全球化极大地推动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也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但美国和美元主导的全球化3.0模式具有先天缺陷,单极货币和需求驱动容易诱发全球贸易和投资不平衡,具有先天的危机基因。
事实上,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已经对全球化形成了永久性的伤害。根据IMF的测算——全球经济仍然未能走出危机,按照以前的经验,下跌之后通常都有一个强烈反弹然后逐渐回归的曲线,而这次危机唯一的例外是下跌之后再没有恢复,由此全球丢失了1.5%的潜在增长水平和能力。贸易方面更是如此,危机前世界贸易增长通常都是GDP增速的一倍,GDP增长4%到5%,贸易就会达到7%到8%,而贸易正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而危机以来贸易增长的速度低于全球实际经济增长的速度,这在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更有甚者,现在全球FDI占GDP的比重比2007年下跌了一半,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投资下降、贸易下降、全球资本流动下降,那么问题就来了,全球化究竟怎么了?
答案是明显的——由于美国的制造业回流和能源独立使得它的需求总体内卷化,这就导致对全球其他经济体(包括制造国和资源国)的滴涓效应下降,这才是全球化停滞和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根本原因。在全球化3.0时代,一般美国经济好,大家都开心,现在是美国经济一枝独秀,大家都不开心。全球经济正处于无明显增长动力的垃圾时间,而且由于美元流动性即将减缩,今年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可能还蕴含着再次下行的巨大风险。
而在另一方面,中国外汇储备接近4万亿美元,约占到世界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一。同时中国还存在普遍的过剩产能,在500个主要产品产量中有220种居世界前列,钢、铜、煤炭等在过去高投资的增长方式下保持了较高产量,至今产量仍居高不下。当投资的边际报酬持续下降,投资增速开始下滑时,过剩产能将影响到中国经济增长。淘汰落后产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产业转型与升级的必由之路。当前国内需求疲弱,短期要消耗高产能较为困难,这时拓展海外需求却大有可为。应当说中国通过30年在美式全球化环境下的血汗打拼,终于换来了一个一线大国的坯子,但这仅仅是序曲。在努力进行内部调整的同时,在对外方面中国也需要积极地进行地缘布局来推动新兴经济一体化和寻找全球发展的新动力。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二次大战后,当时全球接收的是被战争重创几乎瘫痪的欧洲和亚洲两大经济体,以及即将获得独立但几乎是一穷二白的新兴民族国家区域。为应对这种局面,当时美国执行大规模援助计划,西欧各国通过参加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大量援助。这不仅消化了美国的产能,支持修复了欧洲和日本两个产业转移副中心,还迎来了战后长达20年的所谓资本主义“黄金时代”,一举奠定了市场经济牢不可破的世界格局和演进路径,也正式开启了全球化3.0时代。 “一带一路”应运而生
中国的决策者们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提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以开放促改革的战略级规划。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将通过不断扩大内陆沿边、外部沿海开放和远程飞地绿地投资,力图最终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这个背景下,“一带一路”应运而生。它贯穿整个欧亚大陆,涵盖中亚、南亚、西亚、东南亚和中东欧等国家和地区,沿线60多个国家、94个城市。从中国连云港出发,到荷兰阿姆斯特丹闭合成为一个圆环。沿线区域主要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这些地区总人口约44 亿,经济总量约21 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是目前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向西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既是地缘与资源战略的交汇点,又是中国内部地区发展和外部战略结合的典范。“一带”横跨亚欧大陆,绵延7000多公里,途经多个国家,总人口近30亿。以上合组织为例,组织内的6个成员国(中、俄、哈、吉、塔、乌)、5个观察员国(蒙古、巴基斯坦、印度、伊朗、阿富汗)、3个对话伙伴国(白俄罗斯、土耳其、斯里兰卡)绝大部分都位于丝绸之路沿线。
向南的是与中国有深厚联系的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他们既有较大的基建需求,又与中国有很强的贸易互补性。“一路”以东盟为重要支点,以点带线,以线带面,串起连通东盟、南亚、西亚、北非、欧洲等各大经济板块的市场链,发展面向南海、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合作经济带,以亚欧非经济贸易一体化为发展的长期目标。
“一带一路”对中国的新一轮发展意义重大,可谓一举五得。新兴市场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欠缺,中国可利用积累的外汇储备作为拉动全球增长的资本金,同时通过资本输出带动消化产能。中国油气资源、矿产资源对国外的依存度较高,这些资源主要通过海路进入中国,渠道单一,“一带一路”新增陆路资源进入通道,对于多元化获取资源显得重要。中国西部地区,地广人稀工业少,通过“一带一路”加大对西部的开发,有利于战略纵深开拓和强化国家安全。而且“一带一路”战略,能使中国对冲美国主导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伙伴谈判),也有机会在“一带一路”经贸中抢占全球贸易新规则的制定权。这次借博鳌论坛契机,中国顺势推出了“龙的礼物”,这个一揽子计划的重点干货包括:
一是基础设施。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抓住交通基础设施的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和重点工程,优先打通缺失路段,畅通瓶颈路段。推进建立统一的全程运输协调机制,促进国际通关、换装、多式联运有机衔接,逐步形成兼容规范的运输规则,实现国际运输便利化。推动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畅通陆水联运通道,推进港口合作建设,增加海上航线和班次,加强海上物流信息化合作。拓展建立民航全面合作的平台和机制,加快提升航空基础设施水平。加强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共同维护输油、输气管道等运输通道安全,推进跨境电力与输电通道建设,积极开展区域电网升级改造合作。共同推进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提高国际通信互联互通水平,畅通信息丝绸之路。加快推进双边跨境光缆等建设,规划建设洲际海底光缆项目,完善空中(卫星)信息通道。
二是贸易。加强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的海关合作,以及检验检疫、认证认可、标准计量、统计信息等方面的双多边合作,推动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生效和实施。改善边境口岸通关设施条件,加快边境口岸“单一窗口”建设,降低通关成本,提升通关能力。加强供应链安全与便利化合作,推进跨境监管程序协调,推动检验检疫证书国际互联网核查。降低非关税壁垒,共同提高技术性贸易措施透明度,提高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三是投资。开展农林牧渔业、农机及农产品生产加工等领域深度合作,积极推进海水养殖业通风机、远洋渔业、水产品加工、海水淡化、海洋生物制药、海洋工程技术、环保产业和海上旅游等领域合作。加大煤炭、油气、金属矿产等传统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合作,推动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合作,推进能源资源就地就近加工转化合作,形成能源资源合作上下游一体化产业链。加强能源资源深加工技术、装备与工程服务合作。推动新兴产业合作,促进沿线国家加强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的深入合作,推动建立创业投资合作机制。优化产业链分工布局,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和关联产业协同发展,鼓励建立研发、生产和营销体系,提升区域产业配套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扩大服务业相互开放,推动区域服务业加快发展。探索投资合作新模式,鼓励合作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各类产业园区,促进产业集群发展。
四是金融。扩大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开放和发展。共同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筹建,有关各方就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融资机构开展磋商。加快丝路基金组建运营。深化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务实合作,以银团贷款、银行授信等方式开展多边金融合作。支持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符合条件的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可以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外币债券,鼓励在沿线国家使用所筹资金。充分发挥丝路基金以及各国主权基金作用,引导商业性股权投资基金和社会资金共同参与“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建设。
五是文化与旅游。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扩大相互间留学生规模,开展合作办学,中国每年向沿线国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沿线国家间互办文化年、艺术节、电影节、电视周和图书展等活动,合作开展广播影视剧精品创作及翻译,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共同开展世界遗产的联合保护工作。深化沿线国家间人才交流合作。同时加强旅游合作,扩大旅游规模,互办旅游推广周、宣传月等活动,联合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提高沿线各国游客签证便利化水平等。 中国新前沿
对内而言,“一带一路”战略对启动中国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同样重要。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可以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和能级。据媒体报道“一带一路”已经成了2016年各地政府工作报告的“标配”,31个省份均针对“一带一路”的建设进行了破题。多省份明确了本地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角色和定位。北京提出,立足国际交往中心定位,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广东提出“争当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排头兵”;海南提出“打造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战略支点”;新疆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宁夏提出“进一步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支点”。
具体来看,在西北和东北地区:打造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疆拥有占中国陆地四分之一的边境线,与周边8个国家接壤;拥有国家级口岸15个,省级口岸12个,具有全方位开放的地缘优势。目前一些项目已经先行一步,乌鲁木齐将申报亚欧经贸合作试验区。此外西安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都在进展。也要发挥内蒙古联通俄、蒙的区位优势,完善黑龙江对俄铁路通道和区域铁路网,推进构建北京——莫斯科欧亚高速运输走廊,这都是建设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
西南地区:发挥广西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独特优势,加快北部湾经济区和珠江-西江经济带开放发展。发挥云南区位优势,打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推进西藏与尼泊尔等国家边境贸易和旅游文化合作。云南、西藏是环喜马拉雅经济带的入口,尤其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未来的政策红包可能非常超预期。
内陆地区:打造重庆西部开发开放重要支撑和成都、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等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加快推动长江中上游地区和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的合作。建立中欧通道铁路运输、口岸通关协调机制,打造“中欧班列”品牌,建设沟通境内外、连接东中西的运输通道。支持郑州、西安等内陆城市建设航空港、国际陆港。
沿海和港澳台地区:加快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支持福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平潭等开放合作区作用。福建是对接“海上丝绸之路”的,福建自贸区尤其是平潭地区的发展未来是重中之重。此外,平潭经济区也是对接台湾的一个重要窗口。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推进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和舟山群岛新区建设。加大海南国际旅游岛开发开放力度。加强沿海港口建设和强化上海、广州等国际枢纽机场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几大自贸区作为改革先锋必然成为“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的重要枢纽。上海自贸区和新批的广东、天津和福建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投资、贸易、知识产权、资本账户开放等领域正在探索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体系,推进中国金融改革和产业升级。 风险与挑战
由于“一带一路”途经60多个国家,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存在差异,所以如何真正地发展好与各国的关系,促进“一带一路”的落实则是目前摆在实践层面上的首要问题。潜在的风险可能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地缘安全。尽管“一带一路”是执行和平与发展使命,但由于途经中东、中亚等大国间博弈的敏感地,可能无法避免相关国家对中国战略意图的恶意揣度。如何管控风险、避免冲突,并与周边大国建立信任关系是首要任务。特别在地缘争执的敏感地带,例如南海区域,不断考验中国开拓海上丝绸之路的能力和技巧。
二是产业安全。“一带一路”上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人力资源尤其丰富。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制造业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无条件趋同的。只要一个国家干制造业,不论其政府形态政治特征,甚至经济发展处于什么阶段,它的经济增长水平都会向一个世界平均水平趋近。如果它们获得了充分的基础设施,是否可能会成为中国制造业的有力竞争者?风险可能是有,但低附加值产业向成本更廉价地区转移应该是一个不可阻止趋势,主要还看中国的应对措施,我们注意到最近中国提出《制造业2025》规划以及“互联网+”等来升级中国制造,这可能才是正解。
三是边界安全。这是指广义的安全,既包括中国投资的安全,海外资产保护,其他还包括信息安全、边境安全和国土安全等。因为口岸全部打开,势必带来人员的流动频繁,而其他国家的不安定因素甚至部分极端主义势力也会随之而来。这就会提升中国对整体安全的需求,而这些都需要中国的外交、信息、情报、安全、国防以及投射能力的综合系统有一个全方位的供给能力的提升。
资本市场风口
“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受益机会可以从区域和行业属性两个维度来寻找。首先,处于“一带一路”战略节点地域的上市公司将直接受益,如边境地区的新疆、云南、广西、西藏,以及四大自贸区等。其次,从行业属性上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为欠发达国家,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城镇化程度较低,基建需求最为明显,因此大基建行业(建筑施工、工程机械、电力设备、钢铁建材)最先受益,同时战略推行离不开金融支持,基础货物往来离不开港口铁路交通运输,后期实现互联互通后的工业制造输出也就成为常态。具体看,行业上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基础设施方面。“一带一路”主要围绕着是“三通”(通路、通航、通商),那么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化解国内的巨大产能,把它们转移到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中去。初期的发力点以基础设施为主,那么所带来的公路、铁路、机场、港口、电信这些基建工程都需要大笔资金的投入。这对积极参与海外建设的企业带来巨大的蛋糕,这也会传导到整个工程机械行业。
还有就是国内一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能,如高铁、核电、通讯、电力设备、家电制造商受益最为明显。还有能源类基础设施,例如管道产业链。中亚、俄罗斯这些油气储备非常丰富、开发潜力巨大的地区,会给与之接壤的地区带来巨大的能源管道投资建设机会,利好相关的油气设备制造业。
第三是文化与旅游产业。“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都是重要的历史文化概念,更是沿线各国共同的文化记忆与符号。随着各国文化交流的日益紧密,“丝绸之路”必会焕发新的活力。它给了中国提升其文化影响力的机会。因此“丝绸之路”对于文化产业的建设,包括“丝绸之路”沿线旅游景区的建设都会有正面作用。随着文化交流、学术往来、媒体合作等陆续展开,旅游规模会不断扩大,形成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因此邮轮、航空业等都会有更多的增长机会。
第四是海洋经济。借助海上丝绸之路,开发海洋产品,推进海水养殖、远洋渔业、水产品加工、海水淡化、海洋生物制药、海洋工程技术、环保产业和海上旅游等领域都有业务拓展的机遇。
第五是商贸。这包括边贸、商贸和跨境电子商务等新业态的机会。
第六是金融。这中间的机会包括中资银行机构的海外设点,借人民币国际化和离岸人民币中心建设的东风,利用“一带一路”带来的信贷机会,开拓海外市场,填补市场空白,成长为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金融机构;包括融资租赁行业借“一带一路”企业的实际需求迅速发展;包括保险企业资产负债两端的增长,即负债端出口信用保险需求的增加,资产端作为合格投资者参与“一带一路”带来的业绩提升。
第七是军工与安全。“一带一路”环境下投射距离增加,响应速度至关重要,这就需要有即时通讯、大型运输机具,精确定位和智能化的介入手段。因此北斗系统、大飞机制造、广义的安全包括信息安全等企业都有发展空间。 全球化4.0正在来临
全球化其实并不神秘,也不会一马平川或者高潮不断,它也会停滞,消退甚至崩溃。从近代历史来看,全球化已经经历了三波浪潮,分别是全球化1.0即大航海时代,全球化2.0即英国和英镑时代,全球化3.0即美国和美元时代。
有个关于全球化的故事是这样说的:一个英国王妃和她的埃及男友在法国的隧道里发生撞车事故,被撞的车子是荷兰工程师设计的德国轿车,司机是比利时人,事故原因是他喝了苏格兰出产的威士忌,整个车祸经过被意大利的自由摄影师跟踪拍下,该摄影师当时骑的是辆日本摩托车,后来伤亡者经一个美国医生进行了急救,使用的是巴西生产的药物。对应到全球化3.0的结构,在贸易上是美国的设计、日韩的元器件、中国的装配、资源国的原材料和能源,销往全球(包括中国但不首发);在投资方面是发达国家产能FDI,新兴市场只有买美国国债;在货币方面,美元形成多重投放,它是美国的货币,但是其他人的问题。最后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2008年大金融危机、后续的欧债危机和可能即将爆发的新兴市场危机。
因此,在升级了的全球化4.0版本中,中国必然会有全新的对外利益交换格局和策略。以贸易加深跨国经济联系,以投资输出产能和资本,并在这两个过程嫁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最终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会伴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而提升。中国可以在维持原来的大循环,即传统的三个世界──资源国、消费国、生产国的格局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全力布局小循环:即以中国为核心-周边国-资源国(包括非洲)-科技国(美国)-品牌国(欧洲)的新动力格局,进而构造对外交往的全新利益格局,突破原来的三个世界和G2的格局,打破以中国制造、美国消费为主的循环圈,从输出廉价的中国制造,升级到输出工程、服务、产能、投资和资本,以致最终的货币——即人民币国际化,参与全球货币竞争。
必须注意到,中国反复强调的是“一带一路”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正是在吸取旧秩序的经验和教训——全球化4.0不是要塑造一个平行的霸权结构。正好相反,它只是想改进全球化3.0中因为个别国家一股独大、“有钱任性”导致的全球治理结构难以优化和进化的缺陷。这也是“先边缘再中心,先增量再存量”的中国自身改革的经验和灵感的发挥。
最近的头条都集中在亚投行的朋友圈,戏剧化的一幕出现在英国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率先决定加入,然后就是多米诺效应,除了美日以外的发达经济体几乎全部转投亚投行。据悉,这可能与中国并不谋求因为一股独大而形成的一票否决权有关,这会有效提升亚投行的治理水平,对比美国国会对IMF份额改革的消极态度,全球化4.0正在理念上全面超越旧有的全球化3.0版本,但这也仅仅只是开始。全球化4.0正在来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什么样的医改才能让钟南山院士满意 《南方都市报》3月30日刊发对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的访谈,标题即开门见山,“我对大医院医改不满意”。 对医改不满意,何止钟院士一人。自从10年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称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总体上不成功”以来,医改就像爱情一样成了一个永恒的主题,媒体评论多如牛毛,专家学者们更是不断献计献策。钟南山院士长期以来就是以讲真话、敢讲话闻名,他对医改问题更是殚精竭虑。在日前召开的2016中国医院竞争力论坛上,钟院士再次明确表达了对医改现状的不满:“现在的医院院长之间聊天,都是问做了多少亿的营业额,而不是治好了多少危重病人。” 自古医者仁心,悬壶济世。可是现在的医院院长们眼里似乎只有钱,这确实令人唏嘘。医院的公益性问题,确实有必要厘清。但是,医院的公益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又以什么样的途径达致呢? 作为著名的呼吸病专家,钟南山院士对当下医疗系统诸多弊端的认识,可谓深刻全面。更重要的是,钟院士是当下为数不多的有良知的学者之一。他之所以在2003年抗“非典”行动中成为万众瞩目的偶像和明星,根本原因就在于其身上所具备的非凡勇气、诚实品格和专业良知。但这并不意味着,钟院士对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一些建议,就不容置疑。 钟南山在谈到分级诊疗体系改革时说:“真希望分级建立起来后,大医院院长不再比营业额,比的是合格的专科数,急危重症的抢救数量、成功率。”分级诊疗确实势在必行。现在大医院人满为患,多数小医院和社区医院门可罗雀。人们一边抱怨看病贵、看病难,可是一不舒服却又争相冲往大医院。但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大医院只比营业额不比救人量造成的。关键在于,大医院拥有太多的政策资源和技术资源,再加上信息不对称问题亦客观存在,患者一有小恙就“盲目”选择大医院,其实并不奇怪。 今年两会期间,钟南山专门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表示应将一定比例的医院划为纯公益的医院,他认为公立医院市场化很难避免滋生腐败。问题是,医院的公益性究竟需要什么去保证?是不是“公立”就一定能“公益”并有效抑制腐败?不能简单画等号。实践证明,许多“公立”的单位(不光是医院),腐败非常严重;而许多非公立单位,内部却普遍廉洁。至于医院的公益性,则应更多地体现在社会效益上。这方面,公立、非公立,并没有必然的差距和分野。 其实,医院的商业化经营和资本市场化配置是两个问题。看病贵、看病难,根子上还是缘于公共卫生资源分配严重不合理;只有打破了其中的行政性垄断,社区及中小医院才不会门前冷落车马稀。确保医疗卫生公益性的责任,严格说来不在医院,而在政府;政府提供医卫公益性的路径,不再扶持甚至亲自办医院,而在通过转移支付,让公民自己去“货比三家”选择医疗服务。如此,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才有可能得以解决。
什么样的医改才能让钟南山院士满意 《南方都市报》3月30日刊发对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的访谈,标题即开门见山,“我对大医院医改不满意”。 对医改不满意,何止钟院士一人。自从10年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称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总体上不成功”以来,医改就像爱情一样成了一个永恒的主题,媒体评论多如牛毛,专家学者们更是不断献计献策。钟南山院士长期以来就是以讲真话、敢讲话闻名,他对医改问题更是殚精竭虑。在日前召开的2016中国医院竞争力论坛上,钟院士再次明确表达了对医改现状的不满:“现在的医院院长之间聊天,都是问做了多少亿的营业额,而不是治好了多少危重病人。” 自古医者仁心,悬壶济世。可是现在的医院院长们眼里似乎只有钱,这确实令人唏嘘。医院的公益性问题,确实有必要厘清。但是,医院的公益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又以什么样的途径达致呢? 作为著名的呼吸病专家,钟南山院士对当下医疗系统诸多弊端的认识,可谓深刻全面。更重要的是,钟院士是当下为数不多的有良知的学者之一。他之所以在2003年抗“非典”行动中成为万众瞩目的偶像和明星,根本原因就在于其身上所具备的非凡勇气、诚实品格和专业良知。但这并不意味着,钟院士对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一些建议,就不容置疑。 钟南山在谈到分级诊疗体系改革时说:“真希望分级建立起来后,大医院院长不再比营业额,比的是合格的专科数,急危重症的抢救数量、成功率。”分级诊疗确实势在必行。现在大医院人满为患,多数小医院和社区医院门可罗雀。人们一边抱怨看病贵、看病难,可是一不舒服却又争相冲往大医院。但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大医院只比营业额不比救人量造成的。关键在于,大医院拥有太多的政策资源和技术资源,再加上信息不对称问题亦客观存在,患者一有小恙就“盲目”选择大医院,其实并不奇怪。 今年两会期间,钟南山专门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表示应将一定比例的医院划为纯公益的医院,他认为公立医院市场化很难避免滋生腐败。问题是,医院的公益性究竟需要什么去保证?是不是“公立”就一定能“公益”并有效抑制腐败?不能简单画等号。实践证明,许多“公立”的单位(不光是医院),腐败非常严重;而许多非公立单位,内部却普遍廉洁。至于医院的公益性,则应更多地体现在社会效益上。这方面,公立、非公立,并没有必然的差距和分野。 其实,医院的商业化经营和资本市场化配置是两个问题。看病贵、看病难,根子上还是缘于公共卫生资源分配严重不合理;只有打破了其中的行政性垄断,社区及中小医院才不会门前冷落车马稀。确保医疗卫生公益性的责任,严格说来不在医院,而在政府;政府提供医卫公益性的路径,不再扶持甚至亲自办医院,而在通过转移支付,让公民自己去“货比三家”选择医疗服务。如此,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才有可能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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